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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税务咨询师年会第一分会场发言精选
2015年1月6日 中国税务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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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桦:“营改增”面临的法律与实际操作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导师黄桦对“营改增”面临的问题作了一些阐述,其指出在“营改增”中税收立法执法制度还存在欠缺,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在于立法中缺乏纳税人代表的有效参与,有效参与是指参与的途径、方式的设计以及纳税人代表诉求的表达都应该有制度来保障。为什么一年国家有两千多部设计税的文件出台,这实际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税法与实际出现了矛盾,实施过程中出现矛盾,税法就要用后续文件来“打补丁”。因此税收的立法、执法以及案件处理中纳税人的意见都应有保障,也就是要解决好增值税立法问题。
      黄桦教授还指出,“营改增”中也出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目前,需要进一步扩围的行业和工商行业的差异较大,销项税额不能进行明确的界定,不能拿原来规则直接套用。例如,工商业中界定进销项税额的方式难以直接套用于现行的通讯、金融等行业,邮电业难以仅从销售额来确定销项税额。“营改增”扩围中行业企业税负波动较大,宏观税负波动也较大。“营改增”范围每扩到一个行业,都要做相应考虑,扩围到“建筑业”、“金融业”行业,要符合它们的行业特征,使得税改后的规定合法合规又可以操作。
黄桦教授还针对如何“营改增”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她认为,在目前,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传统手段不能解决时,我国总是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应该要改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并提出了“销项留存”概念。“营改增”所涉及到的行业越来越多,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应通过制度内的方式解决,而非通过财政补贴等财政政策来解决。

    何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营改增”效应与税制改革的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国际税务系主任何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营改增”效应与税制改革的方向。她指出在“营改增”的当前阶段,企业、政府与研究机构都相对比较焦灼,已有的“营改增”企业税负是增还是减,后续如何推进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增值税的改革已经到了相对攻坚的阶段,改革趋势相对明确,作为间接税改革的突破口作用日益突出。
      何杨对“营改增”的积极效应进行了分析,增值税是按流通中的增值额环环相扣来征税,增值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手段,相比于营业税,具有收入扭曲作用小,筹集收入较稳定的特点。同时,她还比较了国际上“营改增”扩围过程的不同。印度是分步实施增值税扩围,新西兰等国采取全面型增值税。何杨认为增值税需要尽可能环环覆盖,才能发挥其优势。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全面型增值税,而部分非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增值税的适用范围仅仅在工业、批发和进出口领域。增值税最初是以减税口号提出的,当前的观点已经发生变化。增值税体系的完善,是为了使不利于生产的间接税体制变为包括现代服务业的环环相扣的间接税体系。发达国家中,20%-30%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发展中国家中,巴西55%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其他发展中国家20%以上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在我国,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48%,占财政收入的34%。增值税作为收入机器,在筹集财政收入上的有效性明显。但是其作为中央税,对中央集权的加强的促进作用与现在地方分权的完善不完全一致。何杨认为“营改增”虽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它只是税制改革的一部分,作为间接税改革的突破口,反映出我国直接税改革也是箭在弦上。

潘明星:“营改增”的全面效应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对“营改增”的效应做了全面分析。他指出“营改增”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效应:一是税制结构得到极大优化,彻底调整流转税的模式。随着“营改增”的全方位推进,增值税将取代营业税,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的二元税制模式终将转换为增值税覆盖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服务等诸环节(农业免税)的一元税制模式。二是实现了结构减税的目标,减税最明显的是小微企业,大部分一般纳税人也是减税的,但是程度不一样。三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四是给中央和地方财政运行产生影响。一方面,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享模式需要改变,根据2011年的数据测算,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享比例为48.8:51.2。另一方面,“营改增”还对征收机构的设置带来了影响。“营改增”方案明确规定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管。这就意味着,伴随“营改增”的推进,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的营业税将交由国家税务局征管,极大减少了地方税务局的业务量。同时,国地税机构设置问题需要得到关注。潘明星教授针对优化税务机构设置的提供了自己的两个思路:一是可借鉴上海税务机构运行实践,合并国地税机构。这既可以优化税收征管,又可以大大降低税收成本。二是保持现有国税地机构设置。国税局负责中央税和共享税的征收,地税局只负责地方税的征管,同时将政府性收费划归地税局统一征管,这既充实了地税局的征管业务,也深化了税费改革。

蔡昌:“营改增”促进中国产业调整

      “营改增”牵扯到很多企业,没有“营改增”的企业加入进来会受到影响,原来已经交增值税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原来很多交营业税的企业现在交增值税了,比如购买服务,现在可以获得进项税额,因此“营改增”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很难通过数学测算来得出它的具体影响。因此,蔡教授认为,“营改增”其实是一个国家产业调整策略。面临更多的行业“营改增”,企业就不会再做“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而是求助于市场,进行外购商品、劳务、服务等交易,因此“营改增”对产业调整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桂茂林:房地产建筑业“营改增”出现的问题

      中国四海控股集团公司总会计师桂茂林提出了房地产建筑业在“营改增”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现有税制体系是存在一些漏洞的,纳税人可以通过转变行为方式来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以出售二手房为例,二手房交易中涉及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契税、交易费、印花税和登记费等各项税费。为减轻负担,交易双方有可能实施如下行为:房主夫妇办理离婚,房产过户夫人,现金过户先生,买房夫妇同时办理离婚。卖房女与买房男结婚,女把房产过户给男,男把现金转给女,双方办理离婚再分别复婚。于是,只需几百块钱的手续费便节省了高额的税费。
      他还提到针对营改增之后房地产建筑业进项税的问题。首先,“营改增”后房地产业的土地成本是否能抵扣?土地成本对于房地产业来说是非常大的一项支出,因此,土地成本是否能够抵扣对于房地产业来说至关重要。其次,他指出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务成本是否能抵扣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如今的有形动产租赁业适用了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较之前税率大幅提高,这就可能会导致经营有形动产租赁的企业纷纷改为小规模纳税人,造成租赁有形动产的房地产企业无法获得进项,对建筑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为降低成本,许多房地产建筑企业采购时不会索取发票。但是,“营改增”后,不要发票则不能抵扣,会从有利转为不利。桂茂林还提出,要适应“营改增”的大潮,整个建设、招标流程体系都应改革。
     那么,在“营改增”的大背景下,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就应该根据税率的变化相应地规范化管理企业的运作。比如之前在采购时,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很可能不要发票,但是“营改增”之后具体应该如何运作需要进一步考量。更重要的是,企业整个运作流程体系的设计都需要适时进行优化,从招标开始,到建筑、采购、流程再造,这个流程必须设置合理,才能保证企业在改革大潮中生存下来并且生存得更好。

    张剀:对“营改增”与税收筹划的一些建议

       《中国税务报》记者张剀认为我国“营改增”改革可以用“急字当头,稳字当阵”八个字来形容。张剀记者主要阐述了“稳”的问题,他指出大部分纳税人对此次“营改增”都持积极、欢迎的态度,但是在改革过程当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税制涉及得不够科学不够接地气,出现了纳税人利用税制漏洞进行违法违规的行为,甚至骗取财政补贴等。结合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一系列情况,张剀认为我国税收法律制定以后总是不能逃出新法,在实施的同时又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怪圈。他建议借着全国人大上收立法权的机会,应该在“营改增”试点全面结束后把暂行了二十多年的增值税暂行条例顺势上升为法律,将它的一些基本规范、前瞻性规定和改革的成果以及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突破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
       张剀还建议建立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修订机制、年鉴制度,实现立法前调研、立法中听证,立法后要追踪,出现问题要修订,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回路,这样的话法律才会朝着高质量的目标迈进。
       第三个建议是应该对税收筹划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营改增”作为一个重要的税制改革,也带来了一系列税收筹划的空间和机会。这么多年以来,社会上,包括立法者和官方,依然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税收筹划,视为逃避税款、偷逃税款的一个代名词,谈筹划色变。目前唯一一个值得欣慰的就是国务院国资委在对所有央企进行业绩考核的时候,把税收筹划的成果作为一个正面的考核指标。除此之外,其他的领域基本上是谈筹划色变。有些中介机构还把税收筹划改成了税务规划。但是,他认为规划和筹划还是有区别的,规划一般是指比较长期的计划,而筹划是指一个具体事件的计划。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并列的关系而非替代的关系。将税收筹划改成了税务规划,并不能够完全改变大家对税收筹划这种业务行为或者这种服务方式的看法。
       因此,张剀呼吁大家在税收筹划的理论方面和实务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式,让全社会对税收筹划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这样一来,“营改增”过程中新产的筹划空间和机会,才能够真正让纳税人收益,让中介机构收益。与此同时,我国现在也面临着国际税收规则重构的重要机遇,所有基于原来的税收规则在未来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中国很有可能或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和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出一系列税收筹划的新思路、新方法,能够使得中国元素发挥中国作用、体现中国智慧的理论和实务方面的做法,体现在税收筹划的实践和运用上,最终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才能够保证境内税制的改革与国际税收规则的改变实现无缝衔接。最后,张剀表示,真诚希望在“营改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逐步被解决,正面的效应能够被逐步扩大,也希望中介机构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获得自己利润的空间,最终促进“营改增”改革的完美收官。

    樊勇:“营改增”给企业带来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樊勇分析了“营改增”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营改增”会对企业有什么影响,“营改增”后企业税负又会怎样变化,如果企业税负增加,那么增加原因是什么?他指出对这个问题实务界和政府界的认识不一。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追至本源,即增值税的概念是什么。增值税的概念有税法上的概念和理论上的概念之分,税法上说销售货物、进口货物、提供劳务要征增值税,那么“营改增”后增值税概念就要发生改变,应该怎样去定义,这是一个问题,概念与实际二者之间的差别或许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同时,樊勇还提出为什么要“营改增”这一问题。如果说增值税是中性的,它的中性特点体现在哪里?针对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从增值税是中性的特点来看。增值税可以消除重复征税,从而达到减税的目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企业的税负还是会增加?他还提出了“营改增”的风险问题,第一个就是纳税风险,纳税风险就是税负提高了,第二个就是管理风险提高了,应该如何管理风险以及筹划里最经典的一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这在实际是否有效。增值税里面是否需要优惠,按照欧洲的经验,增值税不应该有优惠,也不应该有多档税率,优惠对企业不一定是好事。从这些的问题出发,其指出应该加强在税收的基础理论方面应该加强研究。

    王进:“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

      北京鑫税广通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进分享了“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他介绍了北京鑫税广通税务事务所作为试点事务所之一对信息技术服务业进行调研的情况。调研结果表明,“营改增”确实不是一概而论的减税,对某些企业而言并不是减税,对企业某个时间段也不是减税,有的企业税负降低,有的税负确实升高,比如物流业、会展业。对已经纳入“营改增”范围的企业,“营改增”带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有的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范围。王进将“营改增”影响的范围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在营业税下,企业的处理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增值税下成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则必须按照增值税的规定来处理,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要求较高,尤其是增值税发票的管理非常重要。第二就是企业涉税风险加大,风险意识要提高。伴随着“营改增”,最深的体会就是企业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这可能会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增值税是销项税减去进项税,销项税额能掌控,而进项税则涉及到是否能取得正确合法的抵扣凭证,决定了进项额的抵扣和风险的大小,取得以及认定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增加了风险管理成本。企业要建立专门的税务管理体系,来防范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务风险。第三就是现有的“营改增”政策还有许多未完善的地方。对于明年有的行业还要纳入“营改增”范围的,王进认为确实有一定难度,比如对于建筑业的甲供料问题,建筑业可能比较愿意取得甲供料,一方面质量有保障,另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抵扣。同时土地财政导致地价高,地价取得不了进项抵扣对房地产的“营改增”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对于国家改革的推进以及征纳矛盾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指出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政策制定要考验政府和人民的智慧。

    宋宁:关于房地产业“营改增”的一些看法

      万达集团税务总监宋宁先生对房地产业“营改增”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营改增”虽然导致单个企业的税负增加,但从国民经济的大环节来看,税负应该是减少的,即使对于一些税负增加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内部的管理与内部的测算和运用税收筹划等手段进行应对。从万达的角度来看,因为万达是商业地产,其房地产持有量比较大,目前来看在全球是第二大物业持有商。宋宁认为一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站在国家产业升级的全局角度出发的,必然会对单个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行业也是有增有减,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是有增有减,例如培训业、交通运输业和租赁业税负就增加了。最后他表明,通过测算发现若毛利率达到一定标准,那么税负就基本不变,而若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税负就会增加,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来达到增值率,平稳度过这段改革时期。

    任强:如何借鉴美国房产税的经验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教授任强在借鉴美国房产税的基础上对我国“营改增”下房产税改革提出了一些思考。他介绍到,上海房产税政策是针对2011年1月28日起购买第二套住房的买房者,政策前后买房平米数超过180平方米的部分征收一定比例的房产税。相应的,重庆也出台了相关房产税政策。任强指出房产税对抑制房价、调节收入分配和调节土地资源使用起到一定作用。美国房产税的计算会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于我国房产税如何开征,应该覆盖何种服务,主要包括几方面问题。第一,房产税款是否应该专项专用,他认为房产税款应该专项专用。第二,税基共享还是税收分享,任强强调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第三,税率如何确定。第四,减免是按房产套数、价值还是按照面积计算。第五,如何评估房产价值,要考虑哪些因素。对于是否非得开征房产税的问题,他指出财税总局认为房产税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引导居民合理住房消费和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作用。同时,他还认为房产税还应能够发挥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收入与提高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作用。

    朱克实:“营改增”和企业战略调整

     国家会计学院朱克实教授就“营改增”和企业战略调整的主题进行发言并分享了宝贵经验。首先,朱教授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企业如何在“营改增”过程中通过调整发展战略来优化减税;其次,朱教授还阐述了“营改增”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国税函[1995]192号文要求增值税物流、票流和资金流“三流合一”,否则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原来缴纳营业税的劳务在“营改增”之后,相对货物而言,很难确认劳务是否真实发生,因为货物有运输发票和出入库的手续能够印证货物流,而劳务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一方面增加了纳税人成功虚开发票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税务机关的执法难度和执法风险。最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朱教授建议利益主体要关注利益走向和政策走向,抓住机遇,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税制改革衔接起来。

  (来源:中国税务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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